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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公益机构负责人称校车危险运行情况很普遍

2011-11-21 搜校网 http://www.soxiao.com      我要评论 打印 转发 字号:T | T

      11月16日,甘肃省正宁县一辆严重超载的幼儿园校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,截至目前已造成21人死亡,另有43名幼儿受伤。校车安全问题引发社会广泛关注。“事故的解决不相信眼泪,短暂的愤怒也无法挽回鲜活的生命”。有网友呼吁,别喊口号别搞运动,“保住学生的命要紧”。

  校车长期“带病运行”原因何在?如何确保开往希望的校车安全抵达?本报记者就此采访多名教育界人士和公益组织负责人。

  【现状】

  校车危险运行情况普遍

  京华时报:甘肃正宁幼儿园校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以来,全国各地都在查校车安全,有人说工作重点应该向农村地区和边远地区倾斜,因为这些地区最薄弱。根据你的调查,了解到的情况是怎样的?

  郭斌:我们从2004年开始关注流动儿童教育问题。据我了解,校车安全问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,至少10年了。2009年我们针对北京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校车做过一个调查,发现90%的校车都超载。

  京华时报:有关部门没注意到这些问题吗?

  郭斌:教育部门和交通部门也在查,定期检查。每次检查,这些学校就停课半天,或者让孩子步行上学,通过这样的方式把问题隐瞒过去。其实不安全的校车就像一个毒馒头,又没有别的可吃。你不可能眼睁睁等着饿死吧?

  京华时报:从2009年到现在,状况是否有所改观?

  郭斌:实际上是恶化了。现有的办法,无论关停也好,处罚也好,根本没有有效保证这些孩子能够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上学。这几年一些人大代表提出,全市应该建立校车的综合运行模式,校车统一联网、统一调配。但是这样的建议付诸实施过程很漫长,即使建议得以通过,这些农民工子弟学校或是边远地区的孩子,因为没有合法的身份,能否享受这样的便利还很难说。

  京华时报:根据你的实地调查,校车超载普遍存在的直接原因是什么?

  郭斌:我们实地访问过很多学校的校长,有一个学校的校长给我们算了一笔账,如果开通校车,能多吸引200个孩子,收入是20万元。可是购买校车的钱加上油钱、保险和司机的工资,一年开销就得15万元。此外还得两万元的书本费、3万元的水电房租。这样算下来,如果超载的话,还可以勉强保持收支平衡,不超载肯定更亏,拉不起。

  京华时报:和北京的这些农民工子弟学校相比,其他农村地区、边远地区的情况是不是更加不容乐观?

  郭斌:北京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校车状况跟中西部农村非常像,都普遍存在家长出不起钱,学校无力购买新车而用报废的车或车况不太好的车做校车,司机也是临时雇的,长时间都在危险运行。

     【探因】

  首先在于教育投入不足

  京华时报:甘肃校车事故发生后,关于校车“带病运行”的深层次原因,有着各种各样的分析,你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?

  王旭明:校车事故反映的问题就是两个:一个是政府对教育投入不足,第二个是投入了该怎么使用。首先投入解决了以后,应该建立一种新的工作机制来合理使用这笔钱,应该建立校车专项使用经费。包括对校车的购买、维修、检测以及司机聘用都提出具体的要求。

  储朝晖:校车后面实际上是一个系统。首先一个是学校布点的问题,接着是就学方式的问题,其次才是校车本身的问题。如果学校布点都在2.5公里半径范围内,不用校车,孩子步行也能上学。如果采取就近入学的方式,不择校,家门口就能上学,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

  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,我国农村人口在减少,前一段时间,各个地方都在调整学校布点,很多地方的小孩子上学比以前远了。现在比较普遍的是一个乡保留一个中心校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及后来国务院出台的“国五条”和“国十条”都有一个基本的提法:大力发展乡镇中心幼儿园。对于这样的做法,我是持反对意见的。

  京华时报:为什么反对?储朝晖:我做了28年的乡村调查,调查过程中,很多乡村都是我用两条腿走过来的,对这个概念非常清晰。如果仅仅发展乡镇中心幼儿园,只有很少的孩子能享受到便利,其他的孩子有可能要跑几十里地,路上的交通风险很大。因为距离条件不一样,导致你享受公共幼儿教育的机会不一样,这不公平。

  京华时报:操作“免费午餐”公益项目过程中,你走过很多贫困地区的学校,对于学校布点的调整,你是什么看法?

  邓飞:集中办学是大势所趋,通过改变目前学校布点来解决校车问题我坚决反对。不可能回到之前,去分布很多教学点。这样会造成教育质量的下降,浪费资源。我们要做的是现有集中布点的情况下加强配套。比如我们的食堂、我们的校车。不能够因噎废食。

  京华时报:有人说校车问题究其根本是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,你认同这个观点吗?

  储朝晖:根本的问题不是钱,是公平。如果机会不均等,肯定是弱势群体容易受到损伤。钱只是外在的表现。就好像一根绳子有几股,这几股当中有一股可能变得越来越紧,用力时它会最先断掉。我们这个社会有钱跟没钱,有权跟没权,农村与城市,西部与东部的差距都很大。从这个角度来说校车安全本身远远不是一个交通问题,而是整个弱势群体的生命安全不能够得到保障。在一个机会均等的社会中生活,危险性会大大降低。

     【求解】

  “查”“罚”同时还要“帮”

  京华时报:从政策层面来讲,你认为解决校车问题亟待改变的是什么?

  储朝晖:应该依据乡镇的人口分布、交通条件、自然的地理状况布点学校。有的地方比较特殊,比如有一条大河,不能仅仅在河的一边办一个幼儿园。有的可能隔了一座大山,你不能因为直接的距离很近,就说山这边建一个,山那边不建。

  京华时报:学校布点的调整,很多地区已经在实行了,现在说这个是不是有点晚?

  储朝晖:学校布点调整有的地方已经做完,有些地方正在开始做,有的地方还没有完全做,在这个过程中大家要更加冷静,至少在这个过程中增加一个环节:在布点调整过程中,起码要征求当地民众的意见。同意你就调,不同意就不要简单地拆。

  京华时报:事故发生后,有人将批评的矛头指向学生家长,认为家长的监护责任有待加强,对此你怎么看?

  储朝晖:这些孩子的家长是不是就不想自己孩子安全了?不是!这些农民工子弟以及留守儿童的父母很牵挂自己的孩子,但以他们现有的收入情况和能力,在现有社会分配体制下,他们没有能力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条件,去保障自己孩子的安全。在这样的现状下,政府应该承担起应有的责任。

  京华时报:事故发生后,我们听到了熟悉的“查”和“罚”,你怎么看这种处理方式?

  储朝晖:撤职,这种处理方式太简单,从因果关系来说,这几个领导人肯定有责任,但远远不只是这几个领导人有责任,当初做出这个布点调整的决策人肯定也有责任。我们现在强调要大力发展乡镇中心幼儿园的政策是怎么制定的,这也有责任。查处责任是必要的,但并非是最重要的,最重要的是我们要预防以后再发生这样的情况。

  京华时报:除了“查”和“罚”,有关部门还应该做些什么?

  储朝晖:在“查”与“罚”的同时,政府还要“帮”,要帮助人们解决这些问题。刚才说了,如果孩子就住在乡镇所在地,可能就不需要校车,但政府把幼儿园办在乡镇中心,很偏远的地方就要走上好几十里去上幼儿园,这个责任谁负?不能怪家长住在很偏僻的地方,所以政府要么承担交通安全的责任,要么把幼儿园办得更近一点。现在我们解决问题应该在“帮”上下更大的工夫。

  胡益华:校车事故有三个必须由立法解决的问题:一是建立一个非常详细和可具有操作性的追责制度,注意,追责不等于简单地把领导撤掉。二是惩罚制度,包括对幼儿园、对政府等。三是救济制度。另外,国家13亿人口到现在没有专门的一部法律规定人身损害赔偿,只有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个司法解释,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。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想清楚政府赔的这笔钱,数据是怎么出来的。而追惩的缺失让我们看到很多人每天在做违反现有规章制度的事,但不需要付出任何的成本和代价。

  京华时报:在校车事故发生之后,很多民间公益机构都在积极地想办法,在“免费午餐”项目积累了经验之后,会不会考虑校车项目?

  邓飞:我们非常愿意为政府部门的民生工程做探索。我们也愿意做实验的小白鼠和小分队。因为我们的规模小,发现问题好调头、好纠错。现在我们首先需要集结民间的智慧,拿出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。联系教育界、企业界、媒体共同推动。因为各地情况不同,我们只有弄清楚当地的道路以及各方面状况,需要什么样的帮助,才能向企业提出请求。我们考虑分出一部分精力来研究校车安全的问题,联合其他的助学的团队,考虑另建一个团队来协助有关政府部门从事校车安全工作。但是这个项目比“免费午餐”更难,因为涉及到安全运营和责任认定。不仅仅是车,还需要一整套配套的体系。

  本报记者张然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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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责任编辑:红山 来源:京华时报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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